在5000年前的地球上，正孕育着人类最早的文明：古埃及人用金字塔表达对太阳的崇拜，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人建造了理想中的空中花园，而在古老的中国，先人们在玉石上留下了最初的图腾。

到了距今5500年的时候，玉器的发展似乎突然爆发了，人们发现，在北方的红山文化、南方的良渚文化、中间有山东大汶口和龙山文化，竟然都在普遍地使用玉。

红山文化出土了100多件玉器，包括工具、礼仪、饰物、动物和人物等五大类。红山玉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神似，熟练的线条勾勒和精湛的碾磨技艺，把动物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，古朴苍劲，极具神韵。

最具代表性、最珍贵的就是一个钩形的玉龙，它用整块墨绿色的软玉雕成，长26厘米，身体蜷曲呈“C”字形，全身上下光素无纹，通体磨光，看上去如蟒似蛇、生气凛然，这种无足、无爪、无角、无鳞、无鳍的特点，符合早期龙的形象。但是细看它的头部，却令人不解：玉龙鼻子扁平，嘴巴前伸，眼睛上翘，很像野猪的头。

经证实，C形玉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的形象，它也因此被称为“中华第一龙”。

良渚文化出现的时间略晚于红山文化，距今大约5300年至4200年，是散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平方公里范围的史前文化遗址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南方出现的一支重要文化。

1986年，考古专家在浙江余杭反山的古墓进行挖掘，发现了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良渚文化的玉琮。

玉琮是良渚玉器中最典型的代表。玉琮几乎都是内圆外方的柱形体，琮体分若干节，上大下小，以四角为中心雕刻的兽面像，立体感强烈。

在中国古老的宇宙观中，一直有“天圆地方”的说法。玉琮的圆，应该也是象征天，方则象征地，内圆外方上大下小，正好是天与地的几何图形标志，象征着天地的贯穿。而玉琮上雕刻的神兽，便是沟通天地的使者，看起来玉琮是良渚人祭祀天地的宗教法器。

我国有几个产玉区，分别是新疆的和田、辽宁的岫岩、河南的独山、陕西的蓝田。其中，品种最多、质量最好、产量最大的玉石就是新疆的和田玉。但是，在新石器时代的玉器里，我们并没有发现和田玉的身影，和田玉是什么时候从遥远的西域来到中原的呢？

和田玉来自昆仑山。它产生于5亿年前的寒武纪，在距今4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，昆仑山隆起，因地球岩石演变形成的软玉矿带被抬升到海拔4000米以上，随着岁月沧桑，风化剥蚀，一些玉石崩落山涧，随着河流来到了和田，长年被水冲刷，磨掉了原有的瑕疵，留下来的精华便是最好的玉。“冰清玉洁”的和田软玉由此成为玉石中最美丽、最珍贵的极品。

1976年，河南安阳发掘出了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葬，古墓一出土，立刻轰动了中外，因为这是惟一一座没有被盗掘过的商代王室墓，学术价值非常高。墓室里的陪葬品异常丰富，其中第一次发现了来自新疆的和田玉。

千里之外的和田玉是怎么来到中原的呢？专家立刻想到了史书记载中的一场战争。中国王朝始建于夏，商代是奴隶社会最兴盛的时期，史书记载，在商代最繁盛的武丁时期，商王武丁曾经和一个叫“鬼方”的北方民族进行了长达3年的战争。现在，这个地方就是陕西的北部、内蒙古、蒙古共和国和贝加尔湖一带。贝加尔湖、和田、妇好墓的玉器联系到一起，专家触摸到了战争的缘起。战争就是为了取玉，因为是宝贝，鬼方不进献或者进献得少，所以用大商王朝3年时间把“鬼方”打垮了。

从5000多年前的红山玉龙到妇好墓的和田美玉，2000多年的光阴，伴随着文明的出现发展，玉器也从巫玉时代迈入了王玉时期，玉龙也走下了祭祀的神坛，逐渐演变成帝王身份的象征。

1956年冬天，在黄河下游的三门峡市,考古工作者在一处古代墓葬群发现了大型礼乐器、各种兵器和车马杂器。复原后的玉器随葬品让人感到炫目：一组七璜联珠组玉佩，由374件颗不同质地不同形状的饰件连缀而成，这不是普通的装饰品，而是一种特殊身份的标志与象征，是儒家思想中“君子”的化身。

大约2000年前的西周是中国古代用玉制度初步完善和发展的时期，并最早赋予玉以道德内涵，玉的光润温暖常被用来形容君子的温良品德。贵族都要佩戴玉饰，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道德，玉器的使用也逐渐有了等级区别。

东周以后，诸侯争雄，战争频繁，社会处于大动荡时期，但是分裂的政治格局并没有阻碍玉文化的发展，相反却促进了多种艺术风格的融合，在这一时期，玉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态势。

在河北省保定满城县城西南约1.5公里处，有一座形似靠椅的小山丘，名叫陵山。1968年，就是在这里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绾的墓穴。而正是在这里，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令人震惊的宝物———一套保存完好的“金缕玉衣”。这套完整的金缕玉衣，是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，堪称国宝。考古人员测算了一下，刘胜的玉衣用了2498片岫玉，约1100克金丝。而制作玉衣的过程非常复杂，据推算，制作这样一件玉衣，要花费一个玉工10余年的工夫。

汉代的葬玉之风达到顶峰，其琢玉之精美，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

在葬玉习俗达到顶峰之后，随着政权的崩溃和新的文化上的冲击，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开始走向低谷，并在其后的变革中逐渐摆脱了神秘色彩，而最终向世俗化发展了。

隋唐以后，玉器的礼制功能消失，代之以鲜明的装饰性和欣赏性，它的使用不再局限于统治阶级，而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。玉器的题材出现了大量的人物、花鸟以及飞天等宗教内容，并且越来越多地体现为生活用品。

兽首玛瑙杯，唐代玉制品中的绝美之作，玉匠充分利用玉材的俏色，将玛瑙的各种颜色和纹理巧妙布局，造就了这个充满异域风格的艺术珍品，这种兽首造型在中国古玉中极其罕见，是唐代中西方文明交流融会的产物。

宋代厚古之风盛行，达官显贵争相收藏古玉，因而玉器的发展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分支，这就是仿古玉。除了在材料和造型风格上仿制之外，仿制古玉的沁色是最为关键的技术。

沁色是指玉器埋入土中，经过一定的年代，受土壤和其他物质的作用而产生的颜色上的变化。当时的古人非常看中浸色，譬如说一种浸色代表什么，两种浸色代表什么，如果有五种浸色的话，所谓叫“玉得五色彩，胜得十万金”，用来形容它非常珍贵。

根据史料记载，宋代的古董商们已经会用一些植物的燃料来染色制造伪浸，而且陆续发明出很多的技法，这些手段五花八门，秘而不宣，甚至一直沿用到今天。

在经历数千年的积淀后，中国玉文化终于在明清时期达到了空前繁荣。

这时候玉器皿大量出现，题材广泛，精品荟萃。明清时期，制玉业成为上流社会需求巨大的产业，大批的能工巧匠把中国玉器推向创新性和完美性的鼎盛时期。

扬州，自古就是中国玉器加工的重要基地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，“和田玉，扬州工”代表着中国玉器的最高水准。

山子，就是清朝乾隆年间扬州玉工开创的玉雕品种，它将自然界的山水、人物、亭阁浓缩在玉石上，运用浮雕、圆雕、透雕、镂空等各种技法，表现远近、高低、上下不同层次的景物，实际上是运用立体和透视的艺术效果将中国画的意境表现出来。

山子雕是治玉技艺的最高水平，没有世代传承的经验和特殊工具，琢治巨型玉雕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当时，只有扬州玉工能琢治山子雕。

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“大禹治水”就是一件山子雕。它高两米多，重达7吨，是用一块完整的新疆青玉雕琢而成的。有专家认为，清代玉器是我们古玉工艺上最后的一个高峰，其工艺技法集历代之大成，尤其是乾隆时期，我们称之为乾隆玉、或者乾隆工的这些乾隆时期的玉器，它的做工达到了历史的顶峰，工艺无所不思，而且无所不达极致。

回溯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，玉已经深深融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当中。如今，玉更已为寻常百姓所拥有了，玉的艺术性和装饰性已将其有过的政治、宗教色彩淡化了，但玉所包含的思想，所包含的道德等方面的特定意义依旧潜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。